(1月4日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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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动荡、欧债危机,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成都的舞台上却在上演“风景这么独好”的恢宏活剧──合同外资和实到外资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就是鲜明的佐证。
尤令人感奋的是,在数量增长的同时,引进外资项目的质量也显著提高,绝大多数新增项目都投向第三产业,新能源、海洋科技等新兴产业则成为外商投资新热点。
外商持续的投资热情使得成都已经成为国内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最为集中的区域,其中有多家总部年营业收入超过100亿元。
截至2011年底,外商在成都累计设立投资性公司240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353家、研发中心334家。
同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能级进一步提升,95%以上地区总部具有两种以上的总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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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公布的《2011成都外商投资环境白皮书》显示,成都外商投资企业赢利能力大幅提升,2010全年实现利润总额3126.72亿元,同2009年相比增加61.3%。
资产利润率为7.4%,比2009年提高2.5个百分点。
2010年部分现代服务业,如电子软件、交通运输、商贸等行业资产利润率排名靠前,反映国际贸易中心建设给外资企业带来的机遇。
制造业资产利润率为9.2%,比2009年大幅提升5.2个百分点。
《白皮书》里的这些数字,直观地解释了为什么成都不惧国际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双重压力,吸引外资纷至沓来的原因。
在成都有“钱途”,能赚钱,外资焉得不来?
触景生情,不禁想到,数年前成都一份《外商投资环境白皮书》公开盘点商务成本,其中楼市租金、土地价格、人力报酬等分列商务成本支出前三位。
舆论称这是成都“自曝其短”。
在商务成本越来越成为招商引资竞争中敏感话题的背景下,“自曝其短”恰恰凸现了成都的底气:
坚信外商在成都的投资收益要远远大于成本支出。从数年前的白皮书到眼下最新的白皮书,不仅验证了成都投资环境的魅力,更证明了商务成本并不具有决定性影响力。
相反,城市基础设施、劳动力素质、产业基础、政府效率、市场机会、法律规范程度等,都比商务成本重要,特别是一个城市的市场自由竞争度与市场机会,这些因素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和社会成本,往往发挥着更为巨大的影响力。
外资对成都情有独钟,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成都经济结构的转型做得比较早,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使得成都受到欧债危机的影响相对较小。
早在六年前,胡锦涛总书记就对成都提出了率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
自此,成都启动了建国以来第二次大规模推进产业升级与结构调整,从国际金融中心到国际航运中心,从现代服务业到先进制造业,大踏步迈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将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列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
咬定转型不放松,成都醒得早也起得早,经过几年攻坚,如今成效渐显,自然令外资刮目相看。